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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博鳌看中国

时间:2013-04-29 09:58 来源:未知 作者: 点击:

  为期三天的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6日拉开帷幕。本届年会从议题设置到活动安排,处处体现了“立足亚洲、放眼全球”的特色。这充分展现出作为东道主的中国在与各国分享发展机遇、促进亚洲共同发展、求解发展难题等方面的担当。

  中国债务风险聚集

  债务危机爆发出来的巨大的破坏性力量,让很多战栗不止。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债务危机作为一条带血的主线,正在成为左右格局的决定性力量。无论欧 洲相关,还是、日本,都深受欧债危机或债务危机隐忧的困扰。在中国,从地方政府到企业个人都隐藏着债务的风险。地方政府债务已达全年税收总收入,光伏巨头尚德等重点扶持的企业也被债务拖垮。

  地方政府债务约11万亿 财政应选择性帮忙?

  数据显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约11万亿,相当于去年全年税收收入。也就是说,需要花费一年的总税收,才能补上这个债务窟窿。对于如何防范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问题,财长楼继伟表示,中国政府已经做出承诺压缩行政经费方面的开支,目前仍有很多民生政策制度尚不完善、缺乏约束,我们应该帮助穷人,而不应该帮助懒人。

  民企债务“风险链”火速蔓延 企业倒闭老板逃跑

  由民间借贷引发的中小企业债务危机在一些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时有爆发,并且呈现受影响的企业从资质较差企业蔓延到实力较强的“排头兵”企业、行业龙头企业甚至上市企业,企业面临的压力程度加重、蔓延速度加快。连受到政府重点扶持和鼓励的部分光伏企业也没能幸免。

  中国私人债务已处危险区域 与美日金融危机类似

  清算银行数据显示,当前中国的私人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攀升至比过去10年高出12%的水平,已经超过了数次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债务峰值,比如1989年的日本,1997年的,2007年的以及2008年的西班牙。在中国,自2008年以来私人信贷的增长速度就一直快于经济增长率,而私人信贷占GDP的比重业已攀升至180%,与和日本在经历金融危机前的景象非常相似。

  楼市调控怪圈

  2005年3月“国八条”出台,国字号调控条文首次出现,至今年“国五条”出台,楼市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调控,除了2008年的救市之外,今年的“国五条”已经是政府第七次试图对房地产行业和房价进行限制的政策。政府的调控政策不可谓不给力,但楼市依然难逃涨价的命运。楼市十年九调,房价上涨120%,年均上涨12%,较高年涨幅接近30%。

  调控十年:房价涨的不多时 政府却去救市了

  2008年3月-8月底,决策层先后推出10项政策打压楼市。但就在“楼市调控所欲取得的目标”就要实现、房价涨幅降到约2%的时候,决策层政策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来了180°大转弯,先后推出四万亿刺激、十万亿信贷和税收信贷等方面的刺激政策。次年5年,楼市调控卷土重来。

  锲而不舍 房价和调控起飞

  从“国八条”、“国六条”、“国四条”、“国十条”、“新国八条”,再到新出炉的“国五条”及其细则,10年间,国务院先后9次常务会议专题研究房地产市场调控。尽管决策层可以说“遏制了房价过快上涨”、“没有调控房价上涨更快”,但楼市调控并没有取得成功。

  土地与货币成房价上涨推手

  时至今日,土地仍然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使得地方政府希望土地能卖个好价钱,地价因此不断攀升。全联房地产商会会长聂梅生认为,现在中国只是政府供地,没有市场供地,如果能形成另外一只手,市场供地和政府供地之间有一个竞争,有利于平抑地价。货币超发也是房价上涨的另外一个推手,医生表示,我们计算发现,M2存量达到90万亿元,而房子的总价值与M2存量差不多,从中也可以看到,如果没有房地产的吸纳,通胀的水平可能远远不是今天这样。

  货币政策反思

  媒体和学界对过去十年有如此评价,中国经济经历了“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期”。但另一面,中国的货币总量翻了5倍,央行资产超过美联储成为“全球大行”,周小川和央行也因此被疑“超发货币”。百姓和学者眼里的砂子,是确凿的证据,这就是高到离谱的房价。

  央行独立性不够 货币超发推高房价

  货币政策到底要不要关注资产价格是学界争论的一个问题,现在中国高房价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货币超发,中国的房地产与地方政府的利益高度相关,房价高低影响地方财政,地方财政好坏又会影响到城投债,而城投债关系到银行系统的稳定,是牵一发动全身的。

  贪腐是中国货币超发重要原因?

  由于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驱动,一旦用财政投资就会贪污漏洞,成千上万的货币就流出去了,所以贪官就像准备金提升一样,他放在家里不够,货币不够,中央拼命发货币补贪腐的漏洞,这是中国货币增加很重要的原因。

  中国货币政策框架有缺陷 目标描述经常变化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黄益平指出,政策意向的表述技术“并不是当前中国货币政策决策的大障碍”,更大的问题在于中国的货币政策框架还存在明显的缺陷,包括目标不清楚、手段不成熟和职责不明确。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缺陷有三:首先,决策者对货币政策目标的描述经常发生变化;其次,往往更多地依赖窗口指导和信贷控制等非常规政策手段,而不是常规的利率和汇率工具;再次,货币政策没有一个职责明确的专门决策机制,决策过程常常成了非专业化的多方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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