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禺名人传——“澳门王”何贤

　　何厚铧的父亲——何贤，一个在澳门曾经家喻户晓的名字也再次进入媒体的视野。澳门人民不会忘记，近半个世纪以来，有“澳门王”之誉的何贤，为澳门的稳定和繁荣所作的贡献。

　　何贤1908年12月1日生于广州。他的故乡是离广州不远的番禺石楼镇岳溪乡应塘村。其父何澄溪早年做粮油、草帽等小买卖，后移居广州，经营航运。何澄溪待人和蔼，热心社会福利，这些品德对何贤影响很深。
　　何贤13岁时，何澄溪的生意陷入困境，家境日蹙。何贤主动提出外出学做生意，独立谋生。何澄溪无奈，把他送入一家粮油店做学徒。小何贤勤快又聪明，没两年就成为老板的得力助手。这时，顺德“福源”号的东家来挖他，于是16岁的何贤就成了“福源”号粮油店的掌柜。
　　“福源”号生意日隆，何贤也因走南闯北而眼界大开，这间小市镇的大店铺再也装不下他的心了。他告诉父亲，他要独立创业，开银号。他给父亲分析，虽然自己没在银号做过，但眼下时局动荡，各种纸币的价格波动很大，只要看得准就一定能赚大钱。何澄溪欣赏儿子敢闯敢干的性格，他拿出200银元交到儿子手上，语重心长地说：“这是给你独立做生意的本钱，你掂量着用，蚀光可就没有了。”
　　拿着父亲给的本钱，何贤一头扎进广州的金融市场。他挂起了“鸿记”招牌，但却没有铺面，仅靠双腿奔走于西荣巷的交易所和茶楼酒肆之间，给做纸币和证券买卖的炒家充当经纪人。由于他聪明机敏、诚信待人，所以朋友多、信息灵，对波诡云谲的政局和金融行情把握准确。许多炒家因他而获利，他的名声越来越大，所得的佣金也日渐丰厚。
　　1929年，何贤与在金融市场结识的好友何善衡、马子登集资一万元，开了一家真正的银号，取名“汇隆”，21岁的何贤被推为银号的经理。他发挥自己胆子大、信息灵、做事果决的优势，生意越做越红火。

　　立足澳门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1938年10月，广州沦陷。目睹昔日人头攒动的交易所一片寂寥，何贤不禁黯然神伤。他在这里曾经如鱼得水，所以早两年好友何善衡、马子登还有兄长何添等相继转到香港发展，他都没去，而如今，他不能不走了。
　　到香港后，何贤依旧做货币买卖，轻车熟路，生意不错。但好景不长，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何贤又随着大批难民撤到澳门。
　　这个只有15平方公里的半岛此时还相当萧条冷落，本地居民多以神香、火柴、搓炮、晒凉果、腌咸鱼等手工制造业维持生计。望着遍布街巷的小店铺，嗅着空气中咸鱼的味道，何贤不禁怅然若失，这里能给自己提供一个在生意上施展拳脚的舞台吗？他没想到，他不但很快便在此立足，而且他的一生和后人竟从此与澳门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由于诸多因素，澳门是二战期间东亚地区惟一未被战火波及的地方，也是发展为迅速的地方。随着广州、香港的沦陷，移民使澳门的人口由十几万激增至三十万。穗港两地的转口贸易也大量移师澳门，使澳门的对外贸易额成倍增长。贸易的兴旺及迅速增长的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刺激了当地的工业、渔业、城市建筑、交通运输等各行业的发展。但真正使澳门闻名并成为其支柱的产业却是娱乐业，特别是赌博。富商大贾的蜂拥而至，战争对人们心理的影响，使一贯受到澳门当局支持的赌博业红火异常，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惊险刺激的味道。
　　何贤不嗜赌，但喜欢这种味道。战争环境中大起大落的金融行情，似乎成了激活他生存命脉的源泉，很快，他就在澳门金融界崭露头角，并且结识了现任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政协副主席的马万祺。当时马万祺正以总经理的身份和赌博业巨子傅老榕合股经营着颇具规模的大丰银号，他十分欣赏何贤从事货币和有价证券买卖的才干，聘请他到大丰担任司理。这期间，马万祺因肺病不能正常工作，大丰基本是由何贤主理。很快，何贤就使大丰成为同业中的翘楚。
　　从40年代中期起，何贤又陆续开办了印染厂、纸厂、火柴厂、石粉厂、酒店、地产公司、公共汽车公司、自来水公司、石油公司等，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企业集团。

　　为民请命
　　澳门人称何贤为“澳门王”，因为在关键时刻，他总能挺身而出，为别人排忧解难。
　　由于生意上的关系，何贤和葡萄牙人来往很多，其中包括澳葡政府官员甚至澳督本人。有些当局不便出面或处理不了的事情，他们往往请何贤以中间人或居民代表的身份出面解决。而凡是于澳门居民有利的事情，何贤也总是不避劳苦和危险，竭尽全力奔走斡旋。
　　1943年春节前夕，日军借口驻岛的陆、海军特务机关内讧，封锁了澳门岛。顿时岛内物价飞涨，贫苦居民衣食无着。罗保受澳督派遣前往交涉，遭到拒绝。于是何贤协同商会的几个人找到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的机关长，几番斗智斗勇，使澳门解除了封锁。 
50年代初，大丰银号二楼挂出一块牌子：澳门华人代表何贤办事处。“华人代表”是老百姓对澳门“咨询会”华人委员的俗称。虽然这个委员是澳门总督直接委任的，可何贤认为，百姓既认定自己是“华人代表”，就要真正为华人说话，替百姓办事儿。
　　每天上午9—10点钟，何贤都在办事处接待居民。他认真倾听每个人的意见，有的让秘书详细记录，有的还录了音。能办的事立即办，不属于他处理范围的就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政府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就凭他的智慧、经验、面子去争，直至达到目标。
　　1966年11月15日，澳门警察以仔居民建立工人街坊学校未经报批为由，强行拆毁围墙，殴打工人。事发后，民众反应强烈。12月3日，当游行的学生来到总督府门前时，葡萄牙警察开枪打死8人，打伤212人，造成震惊的“一二·三惨案”。何贤得知消息后，立即停下大丰银号的会议，驱车前往镜湖医院，吊死问伤，布置抢救工作，并发表讲话：“今天中国人之团结是不可辱的，澳葡当局应负起此次事件的全部责任。”
　　12月9日，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外事处发表声明，提出澳葡当局必须立即向中国居民赔礼道歉、严惩肇事者等四项条件。随即，外事处通知澳葡当局，速就实现四项条件的具体方案进行会谈。与此同时，澳门民众也推举何贤组成一个13人小组参与会谈。会谈过程中，何贤等“民众代表”据实驳斥了澳葡当局的抵赖、狡辩，令澳门当局企图歪曲事实、节外生枝的伎俩难以得逞，后不得不全盘接受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外事处声明中提出的四项条件和澳门同胞的六点要求。1967年1月29日，澳门总督嘉乐庇亲自前往澳门中华总商会，在何贤等13名代表面前，签署了对澳门同胞的认罪书。
　　这次事件之后，澳门同胞称赞何贤是“真正的华人代表”。
 
　　兼济天下
　　何贤经常讲，钱于人，生带不来，死带不去。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才是发挥了钱的真正作用。他不但这么说，而且也是这么做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人们纷纷返回内地或移居香港，澳门顿时冷落下来，旅游业更是一落千丈。而何贤却在这时购买了新亚、澳门、三家酒店。明摆着亏本的买卖为什么还要做呢？何贤的回答是：看看，已经有多少工人失业了！
　　1968年，何贤入股港兴船务公司，冲的也不是钱，而是被“逼”下水。“逼”他的一方面是行将倒闭的港兴老板的苦脸，一方面是因港兴停航而急得火烧火燎的乘客。
　　何贤还热心慈善事业。不仅出钱，而且出力。除维持镜湖医院的慈善活动外，还多次向“同善堂”捐助，以供施粥赠药之需。父亲何澄溪三周年祭时，何贤告知各界好友：“凡欲送礼者，请致送镜湖慈善礼券。”结果，镜湖医院慈善会收到港币22.4万元。
　　1955年1月10日，青州木屋区大火，2000多人无家可归。澳门各界成立了“救济青州火灾灾民酬募委员会”，何贤似乎理所当然地成了会长。他带头捐了55间铁皮屋，又领着人们沿门劝募，不到一个月就使灾民们有吃有住了。
　　1962年夏，澳门政府决定将一组租给贫民的房屋拍卖。一旦卖掉，原来的居民就要流离失所。又是何贤，自己出钱把这些房子买了下来，让原来的居民继续居住。
　　何贤从自己的经历中深深体会到文化水平低的不便，也深深意识到教育对于社会不断进步的意义。因此，只读过三年私塾的何贤，却是澳门教育会会长、多家中小学董事长、多家义学和免费夜校的创办人。1981年，何贤又提议创立了澳门的大学——东亚大学(现澳门大学)，并任校董会主席。澳门的重要景点八角亭图书馆也是何贤捐建的。
　　对于已在澳门扎根立业的何贤，故乡仍是让他魂牵梦萦的地方。他经常回乡祭祖，也经常请家乡的干部到广州晤谈，了解乡亲们有什么困难，需要哪些帮助。他给岳溪的乡亲们捐三千元办信用社，捐两万元养猪，捐五艘机帆船捕鱼、三台卡车两台拖拉机一个水电站发展农业生产，又捐一台电影放映机一个医疗站一个体育场满足娱乐健身的需要……他捐给番禺县的钱物就更多了，仅1958年至1959年的两年中，他就给县里送回了汽车、拖拉机、拖船、刨床、药品、菜籽等价值400万元的物资。改革开放后，何贤支援家乡建设的心更加热切，他拉上何添、霍英东等人，共同投资兴建了番禺宾馆和大石大桥、洛溪大桥等大工程。